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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经济繁荣对外战争却接连失败那为什么不改

[导读]: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其存在的320年间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无数的文明成果,是继汉唐之后的又一个强大政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度,在对外的军事国防...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其存在的320年间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无数的文明成果,是继汉唐之后的又一个强大政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度,在对外的军事国防上,却是极其的羸弱。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统一中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为了避免禁军将领也黄袍加身,使得类似于陈桥兵变的历史再次重演,他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改由文人带兵,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都集中到中央,以防止出现唐朝方阵割据的局面。这一国策使得宋朝少有权臣豪强乱政,促进了宋朝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他也造成了宋朝军事力量频频不敌北方外患,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屡屡失败。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为什么不进行军事制度改革?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先对宋朝的军事法律思想的内容以及其当时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就可以得知了。

  宋朝的统治者对于五代十国政局动荡以及武夫横行的社会状况有着深刻的体会,并且赵匡胤本人又是通过兵变而取得地位的,为了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局面再次重演,他将兵权集中到了中央政权,采用“重文抑武”政策,使得整个社会习文之风日盛,习武之风日衰。尽管宋朝经济繁荣,但由于重文轻武的社会影响,使得宋朝的经济实力和文明成果难以向军事方面转化。在兵权高度集中的法制思想指导下,派生出了许多相应的治军思想:

  内外相制,高度集中的思想。其一,宋朝初期,为了实现皇帝对军权的绝对控制,赵匡胤“杯酒释军权”使得禁军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又把地方精锐之兵归辖于禁军。其二,为了进一步限制将领的权利,宋政府还制定了“更戍法”,造成在战场上“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其三,宋代皇帝还有直接干预军事项目的临时布阵指挥权,当遇到战事时,由皇帝亲自授予方略作战图。宋太祖赵匡胤当政时期,他亲自授予作战图,在作战中,宋军还取得过胜利;但在后面的历朝历代中,皇帝大多久居于深宫,对于军事战略部署毫无经验,这就使得了宋军在对外作战中往往失利。

  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思想。可以说,宋朝的统治者从宋太祖开始,对于带兵打仗将变得极大的猜忌,他们往往将将领从心理上便将他们放在未来会犯上作乱、谋反篡位的位置上。所以,在军事人才的考选制度上,重科举而轻军功,这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当兵的职业自豪感。而且,这就造成了真正有头脑有军事才干的人往往不受重用,郁郁不得志。

  军事统帅权与军事司法权相分离,皇权置于司法权之上的思想。“敕”在宋朝的运用极为频繁,并且,在宋代具有极高的法律效力。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确立“以敕代律”被北宋历代帝王沿袭,敕便成为了皇帝个人意志专断的法律工具,造成了宋末法律制度极其混乱的局面。

  重视武器装备立法的思想。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在宋朝时期在战场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火药在军事上的运用,给宋代的军队建设和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此时,统治者开始禁令中国的火器不准流入敌方的早期禁令。

  军事立法贯彻“礼”的原则的思想。自宋太祖登基开始,他就亲自主持制定了各级军职上下属绝对阶级关系,也就是说上级军官可以随意的凌辱士兵,而被凌辱的士兵不能有任何的反抗,就连上告都要被判刑。

  宋朝十分的注重儒学的发展与复兴,并在这一时期儒学完成了哲学化的过程。并且,儒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主导了宋朝政治的政策制定。而宋朝军事法律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以及文化氛围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也与宋朝军事改革得不得支持有着极大关联。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代,可以说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马克思曾经说过:

  “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能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

  也就是说,法律是社会与经济条件的产物,而立法者只是法律的表述者。而从上面的宋朝的军事法律思想来看,宋朝的军事法律思想主要倾向于“强枝弱干”,他们认为边境的纷争不足以为患,主要是要“安内”时时刻刻的防着自己人。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宋朝便采取“守内虚外”的策略,国家的军队对于外族的侵扰可以说只是一种消极防御。

  再者,宋朝的经济十分的繁荣,用财物来换取和平的思想,是赵宋开国以来处理对外关系的主导思想。在对外的战争中,宋朝政府多次与敌国签订合约,以此来换取相当时期的和平,然而统治者却没有利用这段时间总结教训。在战争中,即使宋朝占领了优势,统治者也会率先考虑求和,用大量的岁贡换取短期的安逸。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的签订拉开了宋王朝义和的历史。随着议和次数的增加,虽然给宋王朝换取了短暂的和平,但是这也使得宋王朝的弱点暴露在了

  敌人的目光之下,从而激发了他们的野心。宋高宗时,岳飞北伐中原。中原大有被收复之势,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高宗却听信于秦桧之言,命令岳飞班师回朝,从而丧失了收复中原的时机。为了求和,宋朝竟答应了金杀岳飞的条件。

  防范武臣是宋朝政治的重要特点,也是其弱点,在一次次的求和之中,宋朝羸弱的军事力量长期暴露在了敌人的面前。那么,宋朝为什么不进行军事改革?其实也不是没改,也改革了!只是改革的中心没到点上,其中心主干——强干弱枝也没变,加上变法失败,反而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更为繁重的赋税,失去了民心。

  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至公元1077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革新。其中“将兵法”和“保马法”是王安石军事变法中的重要内容。

  “将兵法”增强了兵官素质。变法以前,宋朝主要采用“更戍法”,同时,如果遇到天灾人祸,北宋王朝则广招流民入伍,企图达到“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的目的。但是这些流民加入队伍,只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并没有过多的从提高战斗力上考虑。而“将兵法”代替“更戍法”之后,淘汰了军队中的老弱病残,精简了队伍,缩减了军队开支。最后,规定有作战经验和有才能的人才可以担任“将官”“副将”,这就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得到了改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兵法”的推行,也达到了一定的“强兵”目的,节省了军队开支。

  “保马法”增强兵力,并节省了政府开支。宋朝的军马原先是依靠政府的牧监饲养,不仅价格高昂,还不能满足需求。在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的作战中,宋朝骑兵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保马法”的推行,节省了政府的开支,并且大大的降低了马的死亡率,提高了马的质量,加强了宋朝的军事力量。

  熙宁六年(公元1072年)八月颁布的养马法规定: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的,每户一匹,富户可养二匹,政府给予监马或给钱自行购买。开封府地区总数不超过3千匹;五路各不超过5千匹。开封府养马免除每年的“体量草250束,加给予钱布”,五路养马户则免除每年的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的户,每十户为一保,马死后由养马户独自赔偿;四五等户十户为一社,马死后由全社共同赔偿马价的半数;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瘠情况;并规定除了保甲乘马“袭逐盗贼外”,乘马不得超过三百里。

  王安石变法中所推行的“将兵法”和“保马法”,不仅增强了军兵的素质、节省了军队开支,在一定意义上,还增强了宋朝的军队实力。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宋朝在与外族的战争中依旧难以得利。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虽以武力征服天下,却“崇尚斯文”,重文而抑武。在军事政策的制定上,可以说是相当的保守和落后。宋太祖赵匡胤在先主尸骨未寒之时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政权,这在他的内心留下了挥之不去阴影,所以历代宋朝统治者时刻提防着赵氏皇权是否也会面临同样的结局,他们将带兵打仗的将领都看成是会谋权篡位的乱臣贼子,这种保守的心理状态,使得了宋朝的军事力量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和提高,最终导致了宋朝的灭亡。

  其一,从经济繁荣与国防安全的关系来看,宋朝经济繁荣,但是军事力量薄弱,在议和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断送了大宋江山。可见,富国不必然可以带来强兵,但是强大的国防力量一定是富国的保障。

  其二,从和平的愿望与军事力量的关系来看,宋朝以财物换取和平,却一步步激发了外族的侵略野心,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一切的和平都是泡沫,最终落得个和平没有,灭国倒是来了。所以,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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